​人类学的视角:音乐影响着人类的许多行为

2020-03-06 12:53

  

  人类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讯息。它的表述十分简单,但是对于音乐的重要性的理解而言,却是极为深刻的:在所有的时代,在世界的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音乐之中。当然,在这个表述背后,有着丰厚的故事可讲,这就是本节的目的。

  在人类学领域,对音乐的研究可以与多样的文化群体的产品和过程结合起来。另外,我们所知道的民族学家则专门研究世界的各种音乐。这个研究领域文献,从下列简要书目可见一斑:《音乐人类学》(Merriam1964),《通过音乐成为人》(MENC1985),《民族音乐学家》(Hood1971),《民间歌曲的风格与文化》(Lomax1968),《音乐四万年》(Chailley1964),《人的音乐性》(Blacking1973),《人的音乐》(MenuinandDavis1979),《全球的音乐》(Reck1977),《民族音乐学研究》(Nettl1983)。除了这些著作外,还有许多期刊,诸如《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通讯》和《音乐世界》。1972年10月的《音乐教育者杂志》以“世界各文化中的音乐”的专刊形式,登载了24篇讨论这个主题的文章。目前,还有许多文化群体的音乐尚未得到全面的研究,但是,现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大量有关音乐的人类学意义的有用信息。

  早期艺术行为的历史追朔

  在人类学与艺术之间,最令人神往的关系是关于人类艺术的起源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迄今所知的人类最早的艺术创造,不论是从生物学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与我们今天的艺术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约在35000年前,人类的生物学意义上进化似乎就停止了(至少大大地放慢了进化的脚步)(Dubos1974)。从那时起至今,人对环境的适应主要是通过文化的进化,而不是生物的进化。这样,我们作为与我们的远古祖先在根本上相同的生灵,我们能够对他们的艺术中固有的表现力做出反应。另外,通过学习人类最早的艺术创造,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关人的创造冲动的意味。

  下述的时间线条,决不意味它穷尽了早期艺术的所有成就,而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以便我们认识人类的艺术是多么源远流长,人类对艺术的投入是多么的深远。

  500000年前:在中国的洞穴里留有闪亮的石英晶体,现已被发现。在这一时期,直立人可能已经开始采集美丽的物件,作为装饰用品(Prideaus1973)。

  200000年前:手斧、其他工具和用具的造型美,显然超越出实用目的的要求(Boorstein1992;Pfeiffer1969)。

  70000年前:从这个时期起,从洞穴绘画中可以看出对弓的描绘(KendigandLevitt1982)。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弓在起初除了具备武器的功能外,同时也可作为乐器使用(Mumford1966)。

  60000年前:在黎巴嫩发现的人造物品中,包括赭土色的矛尖、短剑、和手斧。它们与鹿和其他动物的遗骨埋在一起,已成为化石。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有歌舞伴随的仪式(Constable1966)。

  40000年前:从当时人的骨骼与花埋葬在一起的出土物可以看到,40000年前的人类死亡时对灵魂的关注。显然,当时的葬礼已经包含了歌舞的内容。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当时的穴居人已经开始把颜料用于化妆(Pfeiffer1980b;Rensberger1981;Wilford1986)。

  35000年前:佩戴珠宝已经成为克鲁马努人的时尚。10000至35000年前,是“冰河时代艺术”在穴洞的繁荣时期(Farb1978;MenuinandDavis1979)。现今发现的大量的艺术品穿越了35000年,足以说明艺术的重要性。

  30000年前:在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俄罗斯发现笛、号角(Pfeiffer1980b)。尽管今天不可能再现这些遥远的声音,但是,从笛身上的音孔的定位可以猜度,这些声音绝不仅仅是鸭叫的水平。早期人类所创造的音乐大概已经具有艺术的意味(Wilford1986)。

  25000年前:从Magdelenian洞穴绘画上可以首次看到由类似潘神形象的人物手持的管子(Prideaux1973)。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现距今约25000年用空心骨制成的两孔或三孔笛(Putman1988)。

  20000年前:从笛、摇响乐器、用骨和石制成的打击乐器表明,克鲁马努人在20000年前就形成了有乐器参与的节庆和仪式活动(Farb1978)。在非洲和西亚发现15000至20000年前的乐器,包括飞旋标牛角、哨、笛和号角。

  16000年前:石刻画出现舞者的形象,说明音乐的存在。

  10000年前:在克罗拉多发现10000年前的笛、哨(Stanford1979)。在巴西的穴洞中发现有装饰图案的陶器和石刻品(vonPuttkamer1979)。

  6000年前:犹他的石刻画约有6000年历史(SmithandLong1980),其中显现的人物有乐者和舞者。文字资料遗留下来的有关音乐行为乐器残迹证实了美索布达米亚和印度的丰富的音乐生活。

  5000年前:从埃及的浅浮雕中,我们能够描述出一个完整的乐队,包括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竖琴和歌者(Farmer1969;Jenkins1970)。从中看到的诸如演奏的手位等细节,我们可以由此想象到他们表演的声音。另外,这个时期的一些乐器也保留至今。南美的考古发掘表明,玛雅文化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Hammond1982)。人造物品包括美术、建筑、珠宝、陶器、武器、工具、以及乐器(诸如陶制的五孔卵形笛)。在坦桑尼亚发现乐者的石刻画(Leakey1983)。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六艺”成为选择统治者的标准,包括礼、乐、射、御、书、数(Ellison1984)。

  3800年前:已知的最古老的乐谱是用楔形文字铭刻的一首祭仪歌曲(Claiborne1974),由于这个遗迹在叙利亚被发现,所以,人们认为近东是西方音乐的诞生地。

  2500年前:古代中国文明把季节与音乐中的音和乐器相联系。中国的考古发掘发现用青铜铸造的巨型编钟(StuartandGarrett1981)。

  1200年前:在危地马拉的边远洞穴发现含有乐者的绘画(StuartandGarrett1981)。

  最早期留下来的文字记录,把史前艺术与现代联系起来,其中,大多数文字记载的是古代的商业和历史等情况。不过,也有许多文字包含着人的创造性投入。这些史实都确证了史前艺术研究提出的有关人类艺术的性质(Claiborne1974)。从苏美尔和小亚细亚(公元前2000年)发掘出来的泥制的碑文可以看到仪式音乐和祭仪乐师组织的地位,等等。当然,《圣经》的大量资料,也描写了音乐在祈祷、战争、治疗等场合中运用(KaelingandMowry1969)。

  有关人类最早期艺术行为的记载,展现的肯定只是我们的祖先所有艺术创造中的微小碎片。但是,它们足以证实,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是艺术的生灵。

  史前洞穴和艺术

  在人类历史的所有时期中,最为辉煌的艺术创造典范之一,是10000至35000年前宏伟的洞穴艺术(Collins1976;Leroi-Gourhan1982;Marshack1975;Pericot-Garcia,GallowayandLommel1967;Pfeiffer1969and1980b;Prideaux1973)。19世纪晚期,在西班牙和法国的许多洞穴中,人们千百件绘画、石刻和较小的骨质、石制、泥土的雕刻品。这些洞穴当时的主人克鲁马努人想必在这些艺术品上耗费了长久的时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通过对这些作品的仔细审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关音乐的许多信息。

  这些留在洞穴屋顶和墙壁上的绘画,有许多位于难以接近的洞穴深处。早期的艺术家们是借助原始的石灯的昏暗光线,在洞穴中进行艺术创造的(Leroi-Gourhan1982)。这些石灯呈自然的茶杯状,内置动物脂肪和灯芯。现代实验使用同样的材料表明,这些古时的灯具燃烧时没有烟雾,亮度与普通蜡烛的相同。当时的艺术家在洞内顶面作画时,还使用了脚手架。

  这些绘画描写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野牛、鹿、野山羊、马、狼、猫、野猪、鸟、犀牛等等,偶然也会看到人的形象。其中有些形象是被蚀刻在洞穴墙壁里的,但是大多数是用红、黑、棕、白的色素绘制的。许多绘画巧妙地利用了岩石的自然凹凸形态,使形象显得饱满、自然。

  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洞穴里,人们都发现了比上述洞穴的历史稍短的相似的艺术作品(Pericot-Garcia,GalloandLommel1967),在挪威、瑞士、爱尔兰、大不列颠、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都发现了岩刻艺术,还有俄罗斯、中国、土耳其、阿富汗、小亚细亚、东南非洲、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斐济诸岛和太平洋岛屿、以及整个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和北美洲。迄今已被发现的石刻的数量,从下述统计中可见一斑:仅仅在意大利北部,就发现了40000件石刻作品;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岩刻,超过欧洲其他地方的总和;在非洲发现的岩刻数量,比整个欧洲发现的岩刻还多。

  应该说,这些艺术作品的惊人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粗糙的涂鸦之作,它们的主人在智力和创造力方面,并没有留下丝毫愚钝的痕迹。这些作品,堪称艺术的完美之作,充分体现出艺术的眼力、匠心、妙趣、悟性、天分,更为显耀的是,它们展现的是伟大的美丽。无疑,我们的先民在艺术上具备的审美灵气是极高的。

  这些远古的洞穴艺术的存在,在哪些方面与音乐的重要性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作品体现的纯粹的美足以表明早期人类对通过艺术表现自我的创造能力,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蕴含的巨大的创造能力还显示出艺术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设想,既然远古洞穴深处的绘画和石刻保留至今的数以千万计,那么,人类创造在地面之上而后被毁灭的艺术又有多少呢?先民们在视觉艺术方面如此拿手和活跃,可以设想,他们在其他艺术形式,例如音乐方面,肯定也同样在行。

  这个论点,可以在几个要点那里得到支持。上述艺术品中展现的乐器和对乐者、舞者的描绘就是最强有力的支持。还有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宗教仪式常常是在绘有图像的洞屋中举行的。从人类历史中的这种音乐与宗教的联系可以推测,克鲁马努时期的洞穴常常飘溢着音乐的气氛。进一步的支持还见于一部现代影片中一位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洞穴绘画的场景(Mumford1966)。他是一位艺术家,但是更是一位祭司,绘画的每一下动作都合着歌曲和仪式舞蹈的韵律。艺术的装饰和宗教的仪式,相比之下,后者的位置更为重要。

  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最早的音乐的准确起源,重要的是我们对已有遗迹的关注。创造,是人类的本性。艺术的发生与闲暇的缺失,科技的落后和人间俗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是人类生命不可或缺的血脉和灵魂。

  艺术和技术

  对人类的艺术性质的另一条考察途径,是技术的发展。在艺术和技术的年表方面,一个流行的错误观念是,我们在工具制作方面的技术进步了,我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做更多的工作,因此,我们赢得了更多的闲暇时光用来进行创造性的或者艺术的行为。真理似乎就是如此。

  人类学家赞成这样一个观点,艺术和创造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所形成的发明成果,后来往往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陶瓷的发展便是一例明证。据信,最早的陶瓷碎片遗迹是在日本发现的,距今12000年(Prideaux1973)。然而,最早的窑炉却是在此15000年就已存在了。这个最早的窑炉如果不是用来烧制陶瓷的,那么,它的用处是什么呢?现已发现的许多模制泥形——野牛、狗熊、狐狸、狮子、人物——告诉我们,这些物品可不是用火烧干的儿童泥捏物品,它们含有经精密测算的骨粉,使火力得以均匀的传送,烧出全新的、硬如岩石一般的材料。这些形象是出于艺术的目的,还是出于仪式的场合,这里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技术的发明在艺术中的运用,数以千年地先于功利的用途。

  另一个有关技术的范例,是克鲁马努时期的石刃。其中,一个特例是被称为“月桂叶”的石刃。其名称应其形态而得名。这件削凿精巧的石刃从形态上看,不可能具有功利的用途。它的长度为11英寸长,厚度仅有一英寸的十分之四。如果用于狩猎,它的薄度和精雅都是不适用的。所以,它肯定是用于仪式的目的,或至少是某种贡祭用途的物件。也许,它仅仅是出自某个手艺人,做出来让大家赞叹的绝活。另外,从一些相似的诸如刀剑的物品上,也看不出配戴用途的迹象,因为,其中有一些的物品装饰得特别厚重。Prideaux对月桂叶石刃的看法是:

  显而易见,制作结构如此奇特的物品,需要在艺术上具备极强的工艺、修饰功力。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一件石刃和其他相似的物品所具备的功能,纯属审美和仪式而不是功利的,而且,很可能是作为一种珍品,由个人或群体中代代相传下来(Prideaux1973,61)。

  据观察,澳大利亚丛林居民使用狩猎用的弓弦和芦片来创造音乐(Munmford1966)。澳大利亚土著人还用矛敲击舞蹈的节奏乐。约在8000年前,人类最初的冶金技术是用来制作佩珠和装饰品的(Farb1978),此后约2000年后,冶金技术才用来制造工具。焊接技术最初是用来连接雕塑的部件。轮子最初的目的在于宗教和玩具,其后很久才用于具备移动功能的器械。此类例子已经足以说明,艺术的、和技术的发明创造是同一过程的组成部分。人类既是工具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艺术的创造者。

  所有的乐器,都可以被看作是产生声音的工具。这些音乐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延伸我们的发声能力,超出我们的嗓音、哨声和身体的声音。正如汽车、飞机和轮船,它们延伸着我们的移动能力一样,形形色色的乐器音域、音量、音色、力度和技法等方面延伸了我们的音乐活动能力。

  一般来说,乐器可以被分为四个种类:体鸣乐器(诸如木琴、锣、以及散响乐器)、膜鸣乐器(各类鼓乐器)、气鸣乐器(管乐器)和弦鸣乐器(弦乐器)。从现代技术的标准看,一些乐器显得相对简单,而其他一些乐器则表现了巨大的技术成就和现今的工程水平。例如,一架大钢琴所支撑的琴弦的张力高达30吨(Bachus1977)。与现代大钢琴相比,非洲的安比拉琴的确简单。然而,问题并不在于繁杂的技术一定能够造就先进的乐器。如果有人问,在过去的数百年的人类历程中,音乐中的人文是否有了进展,就科学技术而言,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就音乐对其听者的意义而言,答案则是否定的。每一种文化的音乐的作为如何,是由这种音乐的使用者的意愿左右的,在今天和过去,音乐的这种功能一直如此。为钢琴而作的音乐作品,满足了今天的听者的需求,但是,较之为17世纪听者服务的羽管键琴,以及面向非洲人的安比拉琴,我们不能说钢琴比它们更胜一筹。

  电子乐器(或许应该把它们归为第五类乐器。译注:现称电鸣乐器),诸如合成器、计算机、MIDI等设备,为我们提供了艺术与技术联姻的优秀典范。这些奥秘无穷、不可思议的乐器以迅猛的步伐不断地进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体验音乐的方式。电子技术在音乐中的运用,并不坐等技术的完美,为了更好地创造和操作声音,处于技术边缘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实际上一直在推进着技术的完善。

  在艺术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新的CD技术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先有技术后有艺术,而是同时并进的。CD播放器的音质令人惊叹,其手段也是不可思议的,每秒钟的采样速率为44100次。这意味着,每秒钟可以被切割为44100个“片段”,每个“片段”被赋予一个数字,用来代表音乐中特定部分的声音特征。用来储存信息的碟片可以容纳的信息高达20亿比特。在播放时,最新的CD播放器对高于碟内信息四倍的采样速率对信息给予采样,以保证碟内的信息在还原时无一失损,碟内的音乐信息能够完全得以再现。现在,这种技术在音乐中的运用已经与计算机的其他各类信息储备连为一体,每个CD-ROM现在能够容纳250000页文本,加上相应的图形、音轨、影片,计算机的屏幕可以同时显现百科全书、辞书以及其他各类资源。Elmer-Dewitt是这样描述太空时代的音乐角色的:“没有CD音乐的市场,就没有数码CD的存在……每当BruceSpringsteen和Stevie销售出一张CD,就意味着数码技术一方的好消息”(1987,71)。

  Bronowski认为,艺术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来自对以往经验的总结,它们还预示着人类的未来。艺术和技术两者都促使我们的思维在时间和空间中进步。“人的独特性在于,他不仅仅从事科学;人的独特性还在于,他不仅仅从事艺术。人的独特性恰恰在于,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的奇妙的创造思维的表现形式”(Bronowski1973,412)。

  不变性

  不变性这个术语是Dubos于1981年提出的,在用于人的行为的特定对象时,意指人的行为的普遍性,同时还指这种行为依群体的不同而变化。不变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的生物和心理的一致性。所有的人具有同样的不变的需求,但是,这些需求的表现却是由文化决定的。就音乐而言,至少有四点不变性与音乐具有特别的关系:宗教、仪式和典礼、变态意识、舞蹈。

  宗教

  所有的人类群体都具有某种宗教崇拜的倾向(EmberandEmber1973)。此外,在祈祷和布道等活动的同时,全球范围内都可以看到,音乐以圣歌、赞美诗、有音乐伴随的冥思等多种形式,用于敬神的活动。音乐与宗教之间的难解纠葛,或许正是因为两者都具有难以言喻的神圣的缘故。音乐帮助我们体验和倾诉语言所不能表达的精神内在。“作曲家的意图并不在于向死者布道,他的安魂弥撒所唤起的,是对亡者的形象和意义的言犹不尽的追思。”(Broudy1968,13)。

  仪式

  人类似乎有一种周期性的摆脱世俗的常事和烦恼的需求,故而,全世界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仪式(Tuener1982)。在此类时刻,他们聚集在一起,参与各种形式的假日、节日、庆典、展示、盛会、典礼、集市、狂欢、游行、大赦、加冕、以及其他各种仪式和习俗礼仪。这些场合激励人们的精神,使人们超越日常的琐事。“或许正是通过他们的纪念碑文、他们的仪式、典礼,社会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他们的理想,揭示他们的追求”(Dubos1974,201-2)。

  音乐在各种仪式上的显现,几乎与仪式本身一样的普遍。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没有音乐就没有仪式,但是,要说出没有音乐的仪式的确很难。反过来讲,我们很容易列举音乐在仪式中各种用途,从游行队伍中的军乐队到土著人的载歌载舞的场面,这些例子举不胜举。音乐,尤其是音乐与舞蹈的结合,是一种表达欢乐、感恩、以及与仪式观念相联系的所有人类感情的强有力的方式。

  变态意识

  音乐与人类的不变性还具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它有时含在仪式之中,有时融于宗教崇拜,但是,还可以是个人的私密事务。世界各地的人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追求这种变态意识。一份对4000种文化的调查表明,受调查的群体中,有90%的文化具有制度化的变态礼仪的惯例(Hooper1981and1982)。这份调查结果意味着,伴随许多人的个体生活历程的,是诸如祈祷、冥思、幻想和药物。不论是在群体还是个体的这种活动中,音乐在引起变态意识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List1984)。唱念咒文、狂击鼓乐,是借用音乐达到变态意识的范例(Farb1978)。在非洲中部的部落社会中,这种方式对进入青春期的少年有着特别的实用目的。他们遵从丛林部落的教义,连续数日踩着鼓点舞蹈直至进入变态意识,可以减缓没有麻醉剂实施割礼的疼痛。一般来说,在音乐伴随下的“舞蹈”名下,实际上全世界的儿童都具有跟随音乐旋舞直至晕眩,体验变态意识的心向。

  舞蹈

  人的不变性一种形式――舞蹈(Hanna1984)是与前述的三种不变性紧密相联系,而且,没有音乐的舞蹈是很少存在的。事实上,音乐与舞蹈可能就是“相关艺术”的起源形式,这两者的关联至今仍然最为密切。舞蹈的一种特性是随愉悦的运动而展开,它是人在空间和时间的移动中对欢乐和赞颂的表现。其中,音乐为舞者提供了听觉的框架和参照。舞蹈是给予音乐身体实在的一种手段。音乐表演家了解身体是怎样投入音乐的,舞者的体姿超越音乐的节律限制,用流畅的全身动态来表现声音的意义。

  舞蹈的不变性在文化上表现在数不胜数的民间舞蹈风格之中。波尔卡、苏格兰夫林舞、方步舞、美国印地安雨舞等等,这些只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舞种的几例。这些舞蹈的音乐伴奏与实际的舞步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小结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待音乐行为,可以看到,音乐和人类社会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布莱金用两句相辅相成的话语,令人信服地描绘出音乐和人类的关系:“HumanlyOrganizedSound”—“SoundlyOrganizedHuman”(Blacking1973)。在其名著“Howmusicalisman”第一章里,布莱金指出,音乐是一种由生物过程和文化认同而形成的人类行为。也就是说,听觉感知、大脑的创造和感受声音形态的能力、以及文化的认同感,把音乐赋予我们。故而,“音乐是按照社会认可的模式而组成的声音”(Blacking1973,25)。音乐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主动地施加了音响次序的缘故,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赠予的音响。布莱金所说的“HumanlyOrganizedSound”的含义,正在于此,即“经人类组织的声音”。

  从可以看到,布莱金首先强调了音乐是“经人类组织的声音”。接下来,布莱金又讨论了“经声音组织的人类”。我们已经看到,音乐是怎样地影响着人的生理过程。布莱金承认音乐对身体变化的影响,但是,他关注更多的是音乐对社会行为。基于对大量的不同文化透彻的研究和分析,布莱金断言,音乐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有助于组织人类的社会行为。特别是,音乐有助于探究一个千古之谜:人类究竟何以成为人类?音乐改变社会的方式,不同于技术的发展和和政治组织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强化、提升和净化人类的经验和感情方面,音乐承担的角色却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

  简而言之,音乐的人类学重要意义的表现是,从古至今,所有地方的人类都拥有音乐行为。关于这点的最早文献见于对史前艺术的考察。通过对历史长河中的视觉艺术,以及乐器、乐者和舞者形象的艺术遗迹的推测,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自人类诞生以来,音乐就是我们众多行为中的一种。这个推论通过对技术史的研究和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得到了确证。

  音乐行为体现人类的不变性,在全世界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科学的证据。人类对音乐的普遍追求是肯定的。尽管,全世界的音乐风格多种多样,但音乐的功能却是大致相同的。音乐最重要的角色表现为它的共生性,文化形态塑造了音乐,而音乐影响着社会行为。

  Reck试图在他的《全球的音乐》中寻找坚实的论据。该书的开篇名言表达了音乐的人类学意义。

  我们的星球弥散着各种各样美妙的音乐。尽管音乐极为不同,这种差异表现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社会,表现在风雪冰封的北方大地到烟云笼罩的热带丛林,然而,一个完美而普遍的标准把五彩缤纷的音乐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人类。无论在何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拥有视觉、嗅觉、听觉,拥有创造万物的嗓音和双手,以及探求和好奇的头脑;或许,更重要的,还有丰富的情感。再来看看艺术,我们知道,音乐是一门艺术,而音乐人恰恰关注的是人的深层的情感。它触动的,是我们的表面的存在之下的内在,是人类之所以存在的核心奥秘。古往今来所有的科学探究和哲学思考(即便是我们的计算机所能作为的超级推理),从来未能把“这种”情感及其难解的奥妙和意义,清晰地诉诸于言语或相应的语言之中。(Reck1977,1)